作家现在时·张悦然访谈

张悦然，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茧》《誓鸟》《水仙已乘鲤鱼去》《樱桃之远》，短篇小说集《葵花走失在1890》《十爱》等。曾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·最具潜力新人奖、人民文学散文奖、春天文学奖等奖项，入选《人民文学》“未来大家Top20”、《南方人物周刊》“2016年青年领袖”。小说集《十爱》入围弗兰克·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，长篇小说《茧》入选《亚洲周刊》2016年度十大小说。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西、意、日、韩、德等文字。2008年创办文学主题书《鲤》系列，担任主编。2012年起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。

Q：小说月报 A：张悦然

Q：请您介绍一下最近读过的某本书。

A：在读意大利作家埃莱娜·费兰特的《我的天才女友》，这是她的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第一部。小说关于两个女孩长达半世纪的友谊和战争。我很喜欢小说里那个严肃、尖锐、神经质、令人不安的叙述声音，似乎可以感觉到，作者在讲故事的时候，时刻都是眉头紧皱、如临大敌的模样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在想，为什么自己在小说里无法体现出某种在生活里具备的幽默感，一旦写起小说来，我就变得很严肃、紧绷。我的一部分似乎无法注入小说中去，这未免有些遗憾。不过在读《我的天才女友》的时候，我意识到，这可能确实和女性身份有关。在这种身份里体会到一种敌意和危险，会在作品里流露出来，像是对读者筑起不友善的堤坝。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友善呢？我们热爱文学，不就是热爱它除了友善和美好，还兼容了更多与之相反的东西吗？所以，女性身份如同一种特殊筛子，它或许可以过滤提纯最细微的情感，但它也一定会无情和粗暴地把另外一些可贵的东西挡在外面。当然，每个女作家对于女性身份的感知和表达都是不同的。有人几乎可以无视它，但是有人一旦松开紧抓着它的双手，将陷入失语。

Q：请您描述一下手头刚刚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作品。

A：刚写完一部中篇小说，关于一对姐妹的故事，两种价值观和命运走向。小说也涉及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，但是我感兴趣的仍旧是生命个体在环境的影响和干预下，所作出的不同选择。如同是一种化学反应，有人变成蓝色，有人变成紫色。每个人都是个黑匣子，会变成什么颜色是不可知的。所以归纳总结毫无意义，我们需要跟随一个个生命个体，去体验和感受这个过程。

Q：自己作品中有哪一部，因为创作过程之难忘，让您对其有特殊的感情？

A：我对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茧》有比较特殊的情感。这部小说写了很久，里面有时光流过留下的痕迹。在写作过程中，我总是一边写，一边去修改之前写的，这样才能保持统一。我通过不断修改去年、前年写下的文字，进入那时的自己，了解自己当时是如何想的，为什么会那么去想。这个不断回望和审视过去的自己的过程，并不令人感到愉快。有时候你会为过去的自己如此幼稚而感到懊恼，有时候你意识到现在的自己也没有变得更好，于是又感到沮丧。所以，这是一个在懊恼和沮丧中缓慢前行的写作过程。我从来不觉得外界的评价可以确定或者否定我，但是这样的写作过程，确实消解了我从前相信或者自以为是的一些东西。我变得软弱和谦卑，失去了一些力量，也唤起了一些力量。这个过程，有点像推翻重建的过程。我当然感到痛苦，但有时又庆幸它来得比较早。至少，我还有充沛的精力和野心。

Q：在您评价作家的私人尺度里，最看重的是哪一点？

A：真实。一个作家如果写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不信，怎么能期望读者会相信呢？作家和他的作品应该具有统一的世界观。试图在作品中粉饰和掩盖自己最真实的一面，是很难长久的。所以，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作家创造力枯竭，是因为他们在写一些自己不相信的东西，而他们无法袒露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。为什么创造力枯竭的问题，在中国作家身上，会比在西方更加普遍和严重呢？我想这主要是因为，在中国想要坚持表达和本人的统一，代价和阻碍会更大。我们的社会定见和传统规范如同低悬的天花板，留给作家的空间非常狭促。所以，要做一个表面上、世俗上功成名就、德才兼备的人，放弃的代价或许是，成为一个更出色的作家。

Q：请描述一下您与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关系？

A：我在北京生活十年了。对这座城市的感情，谈不上特别喜欢，但也一点不觉得讨厌，既不想张开双臂拥抱它，也没有逃离它的想法。可能因为它太大，我一直没法对它感到熟悉和亲切，于是也无从厌腻。作为一种空气，它无处不在，作为一种背景，它又显得很淡。这种毫无牵绊、忽隐忽现的感觉，令我感到很自由。所以，我想我还可以继续在北京生活下去吧。

——《小说月报》2017年第3期封二专栏

编辑/北斗